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绘画里的文人画,指的是什么?
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、士大夫所作之画[2]。明代文徵明称道“文人之画”,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,并目为南宗之祖。别于画院待诏、祗候等所作的院体画。 明朝唐寅 《六如画谱·士夫画》:“赵子昂问钱舜举曰:‘如何是士夫画?’ 舜举 答曰:‘画家画也。’”但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,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。唐代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曾说:“自古善画者,莫非衣冠贵胄,逸士高人,非闾阎之所能为也。”此说影响甚久。近代陈衡恪则认为“文人画有四个要素:人品、学问、才情和思想,具此四者,乃能完善。”
通常“文人画”多取材于山水、花鸟、梅兰竹菊和木石等,借以抒发“性灵”或个人抱负,间亦寓有
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。他们标举“士气”、“逸品”,崇尚品藻,讲求笔墨情趣,脱略形似,强调神韵,很重视文学、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。姚茫父的《中国文人画之研究·序》曾有很高的品评:“唐王右丞(维)援诗入画,然后趣由笔生,法随意转,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,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。”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、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,都有相当大的影响。[3]画中带有文人情趣,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形式,叫文人画。它包含中国画三门:山水、花鸟、人物并列,不在技法上与工或写有所区分。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、花鸟、人物都好的一个交集。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 “ 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,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” 。此叫做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,知画之为物。是性灵者也,思想者也,活动者也,非器械者也,非单纯者也 ” 。文人画具有的文学性、哲学性、抒情性。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 “ 雅 ” 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,独树一帜。[4]例如;张大千,汪亚尘,吴湖帆,启功,汪德祖等都是文人画的代表人物。
文人画的
五代 董源《龙宿郊民图》
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,张衡、蔡邕皆有画名。画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姚最“不学为人,自娱而已”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。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。宗炳以山水明志“澄怀观道,卧以游之”。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。唐代诗歌盛行,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。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。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。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。蔚然成风,代代相传。宋代以前,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,出现了“三家山水”和“徐黄体异”的花鸟画。
宋代
宋代建立
北宋 范宽《临流独坐图》
了皇家画院。据《画继》作者邓椿记述,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,讲求“形似”和“法度”,法度是要学习
明 唐寅《看泉听风图》
传统,形似是要真切细致地再现客观事物。宋徽宗以写实、形似为主导思想,发展精工细刻的作风。宣和画院的上述画风在南宋绍兴画院继续得到发展,画家追求形象的逼真,构图的提炼。总的说来,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“写实”,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“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”。 写实艺术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。宋代一些具有广博文化修养的画家就发现了这一弊端,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另辟蹊径,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论。
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,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首先,他提出了“士人画”这一概念,“观士人画,如阅天下马,取其意气所到。乃若画工,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,无一点后发,看数尺许便倦。汉杰真
苏轼《枯木怪石图》
士人画也。”(《东坡题跋·跋宋汉杰画》),其次,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,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(画工)分开来的愿望:“吴生虽绝妙,犹以画工论。摩诘得之于象外,有如仙鬲谢龙樊。”(凤翔八观·王维吴道子画) 再次,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,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,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。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
从绘画实践上看,苏轼的《枯木怪石图》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,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“枯木竹石”的文人画题材。人物画方面,具有很高文学、书法、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“白画”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,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,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。南宋米芾、米有仁父子独创的“云山戏墨”和“米点皴”,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,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,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元代
元 吴镇《渔父图》
元代
元 吴镇《双桧平远图》
文人处境相当卑贱,文人士大夫放弃仕进,疏于人事。在宋代主要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画,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,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。画家心中的山水,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,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,也渗入了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。
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,在南北美术交流中,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頫。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,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。作为美术理论家,赵孟頫在《松雪斋集》中主张“以云山为师”,“作画贵有古意”和“书画同源”,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;董其昌绍述:“赵文敏(赵孟頫)问画道于钱舜举(钱选),何以称士气?钱曰:“隶体耳,画史能辨之,即可无墨而飞,不尔便入邪道,愈工愈远。” ”又引申为:“士人作画,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,树如屈铁,山如画沙,绝去甜俗蹊径,乃为士气。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,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。
在元代绘画实践上
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
,元初以赵孟頫、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。提倡复古,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,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,因此开出重气韵、轻格律,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。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、王蒙、倪瓒、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,弘扬文人画风气,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,推动画坛的发展,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,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、兰、竹、菊、松、石等题材,广为流行。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:“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,岂复较其似与非、叶之繁与疏、枝之斜与直哉!或涂抹久之,他人视以为麻为芦,仆亦不能强辩为竹,真没奈览者何。” (倪瓒:《题为张以中画竹》)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。
明代
明代初
明 唐寅《杏花茅屋图》
年画家分为两派: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;另一派是复古派,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“马夏”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、吴伟等人。但“吴门派”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,扫除了“复辟”的“院体”画,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,其主要人物是沈周、文征明、唐寅与仇英。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,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,于是淡于仕进,优游林下,以诗文书画自娱,他们尚意趣、精笔墨、继承“士气”的元人绘画传统,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。
明 张宏《青绿山水图》
晚明张宏一出,拓展了文人山水画新的境界。至此,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,而张宏则予以总结和创新,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。张宏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,在于他重视继承古代人的笔墨传统,把对风格的追求作为艺术的重要目的。而且,由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,有各自的美学追求,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。张宏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,对后来画坛有很大影响。涌现出一批师法自然,重视写生的优秀画家 。
约自万历至崇祯(1628~1644)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。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。陈洪绶、崔子忠、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。以张宏为代表的苏州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,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。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,加以创新,回归自然,到大山里去写生,师自然造化,悟出了绘画的真谛。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,使山水画活了起来。
张宏的写生论及其师法自然地绘画实践,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,其中佼佼者,当为画史所称的石涛、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,还有四王和吴恽等画家。四王和石涛、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,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,因而,四王和石涛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,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,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;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,以求进一步发展,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,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。
清代
清代到了文人画鼎盛的时期,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,最突出的是“四僧”,“四僧”中又以八大山人、石涛最为
郑板桥《竹石图》[5]
突出。身为明末遗民,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,八大笔法恣肆、放纵、简括、凝练,造形夸张,意境冷寂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,鄙视陈陈相因,亦步亦趋的画家,主张“笔墨当随时代”,“法自我立”,面向生活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。他的主张对后世的“扬州八怪”(“扬州画派”)、虚谷、赵之谦、任伯年、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。
近代
任伯年《花鸟四屏》
近代以来,关于中国画发生了三次论争,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,是继承还是抛弃,是西化还是完全继承传统。第一次论争中,康有为、陈独秀等要求进行美术革命,并完全采用西方的写实手法改造绘画,而陈师曾等人则维护中国文人画的地位和价值,发表了《文人画的价值》一文,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释。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鸿提出的“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”,主张在艺术院校里中国绘画的学习必须从素描开始,而潘天寿等人则主张恢复中国画系,中国画应摆脱西画的影响独立发展和教学。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来,吴冠中提出现代绘画理念,要对中国画进行彻底变革。从创作实践来看,近现代的中国绘画有这样三条道路,并各自产生了大师。一是完全继承传统绘画并继续探索创新的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何香凝、黄宾虹、陆俨少;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绘画,并借鉴西方绘画技巧的刘海粟、谢稚柳、蒋兆和、朱宣咸;三是采用西方绘画技巧,并融合中西方各种流派的徐悲鸿。
3基本特征
从文人画的历史沿革来看,文人画要必备几个特点。
学养深厚
文人画集(20张)
封建士大夫既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,那么文才必须是为官的基础。要想胸有韬略,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。这样的人画出画来,不叫“文人画”也会文气十足。
言之有物
古时的文人画不是忙三火四画出来立马就要卖钱的,而是兴之所至,信笔拈来,承载的是亦忧亦乐,表达的是真性真情。所以后人才能从八大山人的鹰眼中看出睨藐不屑来。
格调高雅
翰墨丹青古来即称“雅好”,“雅”人之“好”的标尺,就是格调。这和画家的人品有一定
古今文人画作品(3张)
的关系,但不是全部,更重要的是画家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。对格调的赏析与赏析者的品位有极大的关系,即俗语所说“好画还需识者看”。
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,集文学、书法、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,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,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。书法中的点、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,而且是重要的、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。运笔的疾徐轻重,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,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、气质和个性,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,做到心手相应,气力相合,迹虽断而气连,笔不周而意周。
文人画
文人画
在色彩和水墨上,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,讲究墨分五色。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、董其昌的极力推崇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。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,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,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,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。基于这种宗旨,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,即摒弃华艳,唯取真淳,讲究绘事后素、返朴归真、大巧若拙等等,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。
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,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,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,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,这样,不为物役,不被法拘,以最简单的工具(笔、墨、纸),最概括的语言(黑、白、灰3色),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,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。
4艺术风格
文人画
文人
文人画
画在题材内容、思想情趣、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,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。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,涌现出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。
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、兰、竹、菊、高山、渔隐之类,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。他们眼中的梅、兰、竹、菊、高山、渔隐,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。梅,冲寒斗雪,玉骨冰肌,孤高自赏;兰,清雅幽香,芳草自怜,洁身自好;竹,虚心劲节,直竿凌云,高风亮节;菊凌霜而荣,孤标傲骨;山水、渔隐则不问世事,淡漠名利。借此,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。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,因公因私,因国因家。有陶潜的"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";有苏轼作直竹曰"竹生时何尝逐节生";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,言梅妻鹤子而终老;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等,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,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。
文人画
文人画
文人画重意。杜甫讲"意匠惨淡经营中"匠心独运,可回味无穷。倪赞道“画者不过意笔草草,不求形似,聊以自娱,写胸中逸气耳”。文人画重简,无干的皆可简,甚至简到 “零”, "零"既是白既是空。“计白当黑”,空、白是为了“多”,为了“够”,为了满足,空白能给人以无尽深远悠长的的感受,似 "此时无声胜有声"。 文人画重书,张延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说"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,故能书者皆能画"。赵孟頫诗云“石如飞白木如籀,写竹还需八法通,若也有人能会此,须知书画本来同”。柯九思论画竹"写竹杆用篆法,枝用草书法,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,木石用折钗股,屋漏痕之遗意"。文人画重墨趣,运用墨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,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。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,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。它
文人画
不与中国画三门:山水、花鸟、人物并列,也不在技法上与工、写有所区分。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,花鸟也好,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。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“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,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”。这就叫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,“知画之为物。是性灵者也,思想者也,活动者也,非器械者也,非单纯者也”。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、哲学性、抒情性。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“雅”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,独树一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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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义
在阳光明媚的三月里,我接到了老朋友孟浩然要去繁华都市——扬州的消息。于是为了送别老友,我约他在长江边的黄鹤楼相见,让他坐船下扬州时也方便些。在黄鹤楼,老友和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,天色暗下来了,我知道老友就要走了。虽然我们很是依依不舍,可最后他还是坐上了去往扬州的小船。孤孤单单的小船在广阔的长江里顺着江水慢慢前进,小船渐渐远去,连船上的风帆也慢慢小时在了远处晴朗的天边,一眼望去,我也已不再能看见船影,我见不到老友了,能见到的只有我眼前那滚滚的长江水向天边奔流的情景。【赏析】
此诗作于开元年间,为送别诗中的千古名篇。写作者于黄鹤楼畔送友人孟浩然放舟东游,先设想三月烟花,江南春早,故人启程,继写孤帆影远,友人已去,江水自流。一幅"大写意画"展现在眼前,别离之情,也就不写自露。
李白一生交游最广,孟浩然长他12岁,忘年友情,诚挚笃厚。李白在《赠孟浩然》一诗中,深情大呼:“吾爱孟夫子,风流天下闻!”盛赞孟浩然弃轩冕冠服,卧云泉山林的高风亮节。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表达了诗人对孟浩然深深的敬慕之情。
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这首送别诗,奔放潇洒,充满画意诗情。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,黄鹤楼,天下胜景,原址在今湖北省武昌西边的黄鹤矶上。相传黄鹤楼是仙人乘鹤飞升之处,是当时骚人墨客流连聚会之地。崔颢著名的题诗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”,为黄鹤楼增添了情深思远的人文景色。而今两位潇洒飘逸的诗人在此道别,更带有诗意和浪漫色彩。
第二句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用清丽明快的诗句,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愉快与向往。因为此人,乃“风流天下闻”的当代名流孟浩然;此时,乃大唐开元盛世,绣户珠帘,百业兴旺,繁荣而又太平,千古难逢;此景,又逢阳春三月,春光明媚,百花争艳;所去之地“扬州”是东南都会,自古繁华,从黄鹤楼到扬州古城,大江上下,该有多少看不尽的风光,这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心醉,令人神往。开头这两句看似平淡的叙事,包含了李白多么丰富的内心世界呀。而此时,他又有多少话想对孟浩然倾述呀。虽依依惜别,却没有一丝感伤的情调,完全摆脱了一般的写法。
李白又是富于感情的诗人,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,目送航船远去,孤帆渐淡,消隐在天水一色的蓝天碧水之间的时候,惜别之情油然而生。极目远送,更显友谊深长;孤帆淡去,反衬深情更浓。此刻,画面上帆影逝去,已空空无物了。可是,恰恰是这片空白中,为诗人的思绪驰骋开拓了广阔的空间。
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,这是诗人驻足良久,不忍离去时的所见。面对悠远无尽的江水,面对水天一色的远方,诗人似乎要把自己的一片情意托付江水,这滔滔江水之中,那远去的江帆之中,满溢着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,无限的眷恋,让人感到一种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悠远境界。也许他在想:老朋友今番远去,何时再能相会?他孤零零一个人,旅途中是否寂寞?但愿他一帆风顺,路上平安!这向着遥远的天边流去的滚滚江水,也正象征着他们的友情;江水是永远流不尽的,而他们之间的情意也是说不完的。
这首诗表达了多么深挚的友情,然而在诗句中却找不到“友情”这个字眼。诗人巧妙地将依依惜别的深情寄托在对自然景物的动态描写之中,景中寓情,以景抒情,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。正所谓“不见帆影,惟见长江;怅别之情,尽在言外”。
另外在诗歌的用韵上,诗人也颇具匠心地选择了“楼”“州”“流”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,吟诵起来余音袅袅。这与孤帆远去、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神驰、情意绵绵的神态十分吻合。再加上语言清丽自然,意境雄浑开阔,这首诗真是令人越读越爱,百读不厌,无怪乎千古传颂。
李白的诗,意境开阔,如来天外;李白的诗,感情奔放,直薄云霄。这首送别诗,写景,大处落墨,笼天地于笔端;写情,豪情满纸,随江水而奔腾。诗意飞动,自然流走,这是最典型的李白的风格。孟浩然(689~740) 唐代诗人,本名浩,字浩然。襄州襄阳(今湖北襄樊)人,世称孟襄阳。因他未曾入仕,又称之为孟山人。曾隐居鹿门山。40岁时,游长安,应进士举不第。曾在太学赋诗,名动公卿,一座倾服,为之搁笔。他和王维交谊甚笃。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,适逢玄宗至,浩然惊避床下。王维不敢隐瞒,据实奏闻,玄宗命出见。浩然自诵其诗,至"不才明主弃"之句,玄宗不悦,说:"卿不求仕,而朕未尝弃卿,奈何诬我!"放归襄阳。后漫游吴越,穷极山水之胜。开元二十二年(734),韩朝宗为襄州刺史,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,为他延誉。但他不慕荣名,至期竟失约不赴,终于无成。开元二十五年,张九龄为荆州长史,招致幕府。不久,仍返故居。开元二十八年,王昌龄游襄阳,访孟浩然,相见甚欢。适浩然病疹发背,医治将愈,因纵情宴饮,食鲜疾发逝世。
孟浩然生当盛唐,早年有用世之志,但政治上困顿失意,以隐士终身。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,不乐于趋承逢迎。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,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。李白称赞他"红颜弃轩冕,白首卧松云",赞叹说:"高山安可仰,徒此揖清芬"(《赠孟浩然》)。王士源在《孟浩然集序》里,说他"骨貌淑清,风神散朗;救患释纷,以立义表;灌蔬艺竹,以全高尚"。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,题曰:"浩然亭"。后人因尊崇他,不愿直呼其名,改作"孟亭",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。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。王维、李白、王昌龄都是他的好友,杜甫、皮日休等人也与他关系甚好。
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,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很狭隘。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,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。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,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。他和王维并称,虽远不如王诗境界广阔,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。
孟诗不事雕饰,伫兴造思,富有超妙自得之趣,而不流于寒俭枯瘠。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,即景会心,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。如《秋登万山寄张五》、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、《过故人庄》、《春晓》、《宿建德江》、《夜归鹿门歌》等篇,自然浑成,而意境清迥,韵致流溢。杜甫说他、"清诗句句尽堪传"(《解闷》),又赞叹他"赋诗何必多,往往凌鲍谢"(《遣兴》)。皮日休则称:"先生之作遇景入咏,不拘奇抉异,令龌龊束人口者,涵涵然有干霄之兴,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。北齐美萧悫'芙蓉露下落,杨柳月中疏';先生则有'微云澹河汉,疏雨滴梧桐'。乐府美王融'日霁沙屿明,风动甘泉浊';先生则有'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'。谢眺之诗句精者有'露湿寒塘草,月映清淮流';先生则有'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'。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。"(《郢州孟亭记》)其抒情之作,如《岁暮归南山》、 《早寒江上有怀》、 《与诸子登岘山》、《晚泊浔阳望庐山》、《万山潭作》等篇,往往点染空灵,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,而蕴藉深微,挹之不尽。严羽以禅喻诗,谓浩然之诗"一味妙悟而已"(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)。清代王士碌推衍严氏绪论,标举"神韵说",宗尚王孟,曾举浩然《晚泊浔阳望庐山》一诗作为范本,说:"诗至此,色相俱空,政如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,画家所谓逸品是也。"(《分甘馀话》) 盛唐田园山水诗,在继承陶、谢的基础上,有着新的发展,形成了一个诗派。其代表作家中以孟浩然年辈最长,开风气之先,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。他的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,但"冲澹中有壮逸之气"(《唐音癸签》引《吟谱》语)。如"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"(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)一联,与杜甫的"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"(《登岳阳楼》)并列,成为摹写洞庭壮观的名句。清代潘德舆曾指出:"襄阳诗如'东旭早光芒,浦禽已惊聒。卧闻鱼浦口,桡声暗相拨,日出气象分,始知江湖阔'、'太虚生月晕,舟子知天风。挂席候明发,渺漫平湖中。中流见匡阜,势压九江雄。香炉初上日,瀑布喷成虹',精力浑健,俯视一切,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。"(《养一斋诗话》)然而这在孟诗中毕竟不多见,不能代表其风格的主要方面。总的说来,孟诗内容单薄,不免窘于篇幅。苏轼说他"韵高而才短,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"(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引),是颇为中肯的。
孟襄阳虽为唐山水诗之始作俑者,然其成就却居王维下,何也?一 因其才气不殆,二因其诗意常未若王维高远。孟浩然一生不仕,心有不 甘,此情多发之于诗,令其诗每有寒俭处。而王摩诘一生出仕入仕,几 经周折,于世情之变体味颇深,此情发之于诗,则往往意趣清远,无迹 可寻。
虽则,孟诗亦自有其过人处。其诗之淡远处,既上继陶潜余绪,又 不减王维。如"木落雁南渡,北风江上寒"、"风鸣两岸叶,月照一孤 舟"等句,真可谓"清空自在,淡然有余",不愧山水诗中之佳制也。
天宝四载(745)宜城王士源辑录孟浩然诗,得218首,其书已佚。现在通行的《孟浩然集》,收诗263首,较王本多45首,其中窜入有别人的作品。事迹见新、旧《唐书》本传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
李白
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
孤帆远影碧空尽,惟见长江天际流。
【诗文解释】
老朋友在西面的黄鹤楼与我辞别,在三月份烟雾迷漫、繁花似锦的春天去扬州。孤船的帆影渐渐远去消失在碧空的尽头,只看见长江浩浩荡荡地向天边流去。
【词语解释】
【诗文赏析】
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,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,正当年轻快意的时候,他眼里的世界,还几乎像黄金般美好。比李白大十多岁的孟浩然,这时已经诗名满天下。诗人送友人远行,对老朋友要去繁华的扬州充满了羡慕,诗中洋溢着欢快的情绪。诗人在江边极目远送,可见两人友情的深厚。全诗自然清丽、境界开阔、形象传神
黄鹤楼
巍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,享有“天下绝景”的盛誉,与湖南岳阳楼,江西滕王阁并称为“江南三大名楼”。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(公元223年),传说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,孙权为实现“以武治国而昌”(“武昌”的名称由来于此),筑城为守,建楼以嘹望。至唐朝,其军事性质逐渐演变为著名的名胜景点,历代文人墨客到此游览,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唐代诗人崔颢一首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已成为千古绝唱,更使黄鹤楼名声大噪。
号称江南三大楼之一的黄鹤楼,原址在湖北武昌蛇山黄鹤矾头,相传它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(公元223年),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,最后一次毁于清光绪十年(1884年)大火。名楼多传说,因此使它更有神奇色彩。
据《极恩录》记载,黄鹤楼原为辛氏开设的酒店,一道士为了感谢她千杯之恩,临行前在壁上画了一只鹤,告之它能下来起舞助兴。从此宾客盈门,生意兴隆。过了10年,道士复来,取笛吹奏,道士跨上黄鹤直上云天。辛氏为纪念这位帮她致富的仙翁,便在其地起楼,取名“黄鹤楼”。
关于这则美丽的神话故事,历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,第一种说法认为这位仙人是黄子安,第二种说法认为是费祎,第三种说法没有仙人的名字
广陵
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北岸重要都市和军事重镇。春秋末,吴于此凿邗沟,以通江淮,争霸中原。秦置县,西汉设广陵国,东汉改为广陵郡,以广陵县为治所,故址在今江苏扬州市。曹魏设郡,移治淮阴。吴置广陵县于今扬州。西晋沿魏设广陵郡,隶徐州。初治淮阴,后移治射阳(今江苏宝应东)。东晋还治。广陵郡辖境相当今江苏、安徽交界的洪泽湖和六合以东,泗阳、宝应、灌南以南,串场河以西,长江以北地区。城南四十里江滨有瓜洲镇,系扬子江中之沙碛,因其状如瓜而得名。长江自西北六合县流入,南对丹徒县之京口,两城隔江而对,南北呼应,共同构成拱卫上游京都建康的重镇。江面原阔四十里,后逐渐狭窄,至南北朝后期只阔二十里左右。东晋谢安镇广陵时,于城东二十里筑垒,名曰新城。新城北二十里有埭,是谢安为挡水在邵伯湖边所修的土坝。后人将谢安比作周代燕国的召伯,称此埭为邵伯埭。 魏文帝曹丕于黄初六年(225)伐吴,登广陵故城,临江叹曰:“天所以限南北也。”东晋时,以广陵控接三齐,青、兖二州刺史皆镇于此。咸和二年 (327),苏峻、祖约之乱爆发,时郗鉴以都督青、兖二州诸军事、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,遂自广陵起兵平乱。太元二年 (377),谢玄为南兖州刺史,将南兖州军府从京口移至广陵,召募侨民组建北府兵。东晋南朝,因中原乱离,流民南渡,常置侨州郡于广陵。宋元嘉八年 (431)于广陵郡置南兖州,齐、梁沿袭。北齐改为东广州,陈朝恢复为南兖州。北周灭北齐后改为吴州,仍为军事重镇,设置总管统领。隋初为扬州,置总管府,后改为江都郡,太守秩与京尹同。隋炀帝杨广数至江都,欲迁都于此。唐时先后改为兖州、邗州、扬州,后又改为广陵郡。
李白简介
李白 (701—762), 字太白,祖籍陇西成纪(今甘肃省天水县),隋朝末年,迁徙到中亚碎叶城(今苏联托可马克),李白即诞生于此。五岁时,其家迁入绵州彰明县(今四川江油县)。二十岁时只身出川,开始了广泛漫游,南到洞庭湘江,东至吴、越,寓居在安陆(今湖北省安陆县)。他到处游历,希望结交朋友,干谒社会名流,从而得到引荐, 一举登上高位,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。可是,十年漫游,却一事无成。他又继续北上太原、长安,东到齐、鲁各地,并寓居山东任城(今山东济宁)。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,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,诗名满天下。天宝初年,由道士吴人筠推荐,唐玄宗朝他进京,命他供奉翰林。不久,因权贵的谗悔,于天宝三、四年间(公元 744或745年),被排挤出京。此后,他在江、淮一带盘桓,思想极度烦闷。于天宝十四年(公元75年)冬,安禄山叛乱,他这时正隐居庐山,适逢永王李遴的大军东下,邀李白下山入幕府。后来李遴反叛肃宗,被消灭,李白受牵连,被判处流放夜郎(今贵州省境内),中途遇赦放还,往来于浔阳(今江西九江)、宣城(今安徽宣城)等地。代宗宝应元年(公元762年),病死于安徽当涂县。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,具有“济苍生” 、“安黎元”的进步理想,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。它的大量诗篇,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,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淫和腐败,表现出蔑视权贵,反抗传统束缚,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。在艺术上,他的诗想象新奇,感情强烈,意境奇伟瑰丽,语言清新明快,形成豪放、超迈的艺术风格,达到了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。存诗900余首,有《李太白集》
孟浩然(689~740) 唐代诗人,本名浩,字浩然。襄州襄阳(今湖北襄樊)人,世称孟襄阳。因他未曾入仕,又称之为孟山人。曾隐居鹿门山。40岁时,游长安,应进士举不第。曾在太学赋诗,名动公卿,一座倾服,为之搁笔。他和王维交谊甚笃。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,适逢玄宗至,浩然惊避床下。王维不敢隐瞒,据实奏闻,玄宗命出见。浩然自诵其诗,至"不才明主弃"之句,玄宗不悦,说:" 卿不求仕,而朕未尝弃卿,奈何诬我!"放归襄阳。后漫游吴越,穷极山水之胜。开元二十二年(734),韩朝宗为襄州刺史,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,为他延誉。但他不慕荣名,至期竟失约不赴,终于无成。开元二十五年,张九龄为荆州长史,招致幕府。不久,仍返故居。开元二十八年,王昌龄游襄阳,访孟浩然,相见甚欢。适浩然病疹发背,医治将愈,因纵情宴饮,食鲜疾发逝世。
孟浩然生当盛唐,早年有用世之志,但政治上困顿失意,以隐士终身。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,不乐于趋承逢迎。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,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。李白称赞他"红颜弃轩冕,白首卧松云",赞叹说:"高山安可仰,徒此揖清芬"(《赠孟浩然》)。王士源在《孟浩然集序》里,说他"骨貌淑清,风神散朗;救患释纷,以立义表;灌蔬艺竹,以全高尚"。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,题曰:"浩然亭"。后人因尊崇他,不愿直呼其名,改作"孟亭",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。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。王维、李白、王昌龄都是他的好友,杜甫、皮日休等人也与他关系甚好。
略论元代山水画的风格
浅析元代山水画的特点
---黄公望山水画笔墨再认识(2)
元代绘画中以山水画成就最高。山水画艺术,尤其是水墨山水画方面有了空前的大发展,后人评价元代的山水画曰:“潇洒简远,妙在笔墨之外”,元代山水画在注重皴、擦、点、染等技法,讲求法度的宋代绘画基础之上又有了重大发展。彼从宋人的重造化、重理性,转而重心源、重意象,一变院体画法森严、严紧工整的风格而为重韵致、求天趣、尚逸品的审美追求。画史所谓的“尚气重韵”,是说“淡泊清逸”的元代文人画新格局。
元代山水画不论是赵孟頫“水墨浑染点草草,绿荫环绕清高雅”的《鹊华秋色图》,还是黄公望“层峦叠章碧山青,杂木莽林气宏伟”的《天池石壁图》,或是倪云林“江上春风积雨晴,隔江春树夕阳明”的《江岸望山图》等,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了一种“简逸恬淡”的意境。清代画家王时敏在王翚临摹的《富春山居图》中题曰:“元季四大家皆宗董巨,各极其致,惟子久神明变化不拘守其法,每见其布景用笔于浑厚中仍饶逋峭,莽苍处转见娟妍,纤细而气益闳,填塞而境愈廓,意味无穷,故学者罕窥其津涉,独石谷妙得神髓……”(《西庐画跋》)。元代黄公望、王蒙、倪云林、吴镇四大家,深受赵孟頫“古意为尚”审美理论的影响,皆以董巨起家成名,或以“简劲浑朴”,或以“苍茫繁密”,或以“恬淡疏寂”,或以“浑厚华滋”而独行天下。黄公望深得赵孟頫真传,他的作品“精通造化,笔尽意在;水墨纷纷,浑润古雅”。他继赵孟頫之后,将董巨山水推向山水画的正脉,改变了院体画陈陈相因的积习,开创了山水画的一代风貌。
一
黄公望(1269---1354年),杭州富阳人。据元代钟嗣成《录鬼簿》记载:“乃陆神童之次弟也,系故苏琴川子游巷居,髫龄时,螟蛉温州黄氏为嗣,因而姓焉。其父九旬,方立嗣,见子久,乃云:黄公望之久矣。”黄公望本姓陆,他是过继给黄家,其父亲年愈九十得子,因起名“子久”。号一峰道人,又号大痴、大痴道人,晚年号井西道人。幼年聪明过人,有神童之目,经史九流之学,无不通晓。擅工诗文,精通音律,长于山水。
黄公望生活的年代,正是南宋灭亡,北方的蒙古族入住中原,建立了元政权。青年时代的黄公望还是豪情壮志,想成就一番事业,在政治上能一展身手,但元代没有科举考试制度,当官必须经人推荐,先有一般的小吏做起。据《录鬼簿》说:“先充浙西宪吏。”《无声诗史》说:“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远椽。”是说黄公望直到中年的时候才得到一位叫徐琰的赏识,后在浙西廉访司充当书吏。《梧溪集》说:“尝椽中台察院。”(《梧溪集》卷四《题黄大痴山水》诗注)黄公望后来又到大都御史台下属的察院当书吏,经理田粮。他的上司张闾是一个贪官,为官期间,“贪刻用事,富民黠吏,并缘为奸。”使得当地的人们不得安居乐业,于延佑二年九月逮捕入狱,黄公望也因此而受到牵连,被诬下狱。当时他已年过半百,对吏仕途心灰意冷,他在狱中曾写诗云:“世故无涯方忧忧,人生如梦竟昏昏。何时再会吴江上,共泛扁舟醉瓦盆。”这说明黄公望一生的经历也非常坎坷。本想为国效力,但因仕途不得意,从此他放意于诗酒之间,又寓兴于山水。据李日华《六研宅笔记》说:“陈郡丞尝谓余言,黄子久终日在荒山乱石丛木深槺中坐,意态忽忽,人莫测其所为。又居泖中通海处,看激流袭浪,风雨骤至,虽水怪悲诧,亦不顾。”《海虞画苑略》说:“尝于月夜棹孤舟,出西郭门,循山而行,山尽抵湖桥。以长绳系酒瓶于船尾,返舟行至齐女墓下。率绳取瓶,绳断,抚掌大笑,声振山谷,人望之以为神仙云。”也正因为这“失意后的惘然”的心境,也养成了他有时磊落不羁,有时“每月夜,携酒瓶,坐湖桥,独饮清吟。酒罢,投瓶水中,桥殆满。”忽忽忧忧的性格,也因此使得他命中注定是一个出众、狷介的画家,而不是其他。“子久工诗文,山水以北苑为宗,而能化身立法,气清而质实,骨苍而神腴,淡而弥旨,为元季之冠。”黄公望的山水画被列为“元四家”之首。他的后半生基本上过着“仙云野鹤”式的生活,后来加入了新道教。在云游的日子里,也经常和倪云林、王叔明、吴仲圭、曹云西等大画家相聚,切磋绘事,相互题赠。他一生云游四方,居无定所,是“终营狡兔谋”之境。晚年的他,因爱武林湖山之美,曾结庐于杭州的萧箕泉,最后死于杭州,年八十六岁。他少时博才多学,胸怀大志,中年后绝意仕途,归隐山林,醉心绘事,终成享誉千秋的画家。
二
明代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说:“大痴画格有二:一种作浅降色者,山头多岩石,笔势雄伟。一种作水墨者,皴纹极少,笔意尤为简远。”“近见吴氏藏公《富春山居卷》,清真秀拔,繁简得中。”说明黄公望山水画表现手发纷繁多变。传统中国画是“山水画居首”,山水画是“水墨为上”。黄公望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对“水墨纷纷”的董、巨山水研究,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他的山水画“峰峦浑厚,浑厚华滋。”形成其绘画特色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的因素。
一方面他“博古通今,”“师法传统”。
一方面他“感悟自然”“师法造化”。
最后,再加上他传奇而曲折的人生阅历、修养,从而使得他的山水画百代标程。他是赵孟頫的入室弟子,因赵“力拒近世,”“托古改制,”主张师法北宋,上追晋唐,尤推董、巨,明代董其昌说:“有唐人之致,去其纤;有北宋之雄,去其犷”。所以赵孟頫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,他醉心董源、巨然,而力追二米、荆浩、关仝、李成等笔意,又加入自己心思的一番功夫熔炼。黄公望又特别重视体味“自然造化。”“常于道路行吟,见老树奇石,即囊笔就貌其状;凡遇景物,辄即模记。”他一方面注重“古人之理法,”另一方面注重“自然之理法。”观察自然,心摸手记。他根据自然观察,说:“树要四面俱有杆与枝,盖取其圆润。”“山头要折搭转换,山脉皆顺,此活法也。众峰相揖逊,万树相从,如大军领卒,森然有不可逊之色,此写真山之形也。”他“饱游饫览”,“ 囊括万象”, “胸中富有丘壑。”他“住庵、打坐、降心、炼性,”“心静意淡,空纳万象。”造出了“千千奇韵,”将自然景观变为画面景观,将眼中的“第一自然”变为“心中的第二自然”。
“黄公望师董巨,汰其繁皴,瘦其形体,峦顶山根,重加累石,横其平坡,自成一体”(《中国绘画史》),《富春山居图》是他晚年的一幅代表作,这幅作品足以代表了他艺术的最高水平,作品中几乎没有“渲染,”而仅具“勾皴轮廓”,可用一个“写”字概括。此作属一幅长卷,长636.9厘米,高33厘米,表现了连绵不断的山峦,一望无际的江水,水墨浑润纷纷,意境开阔辽远,草木苍莽烂漫,树木奇异纷繁。以干而枯之笔勾皴,疏朗简秀清爽潇洒。从作品的表现足以可以联想到赵孟頫对这种手法的开创和引导作用,他力推北宋,宋代绘画的法度森严,笔精墨妙,已开文人画之端,元代绘画更突出了“抒情寄兴”,“尚气重韵,”充分体现了文人画的特点,它更注重感情的宣泄,更注重形而上的追求。黄公望此图不徒以形似为足,而重“理趣神韵,”重“笔法多变”重“笔墨融合”重“草篆奇籀”。他在笔法方面变宋人质实为虚灵,变刚劲为圆润,多用渴笔、积墨的干笔皴擦,笔势侧中寓正,画面山淡树浓,意满柔和。此图历来为传世之宝,可惜被烧留一半,后人称之为《剩山图》。他的另一幅作品《九峰雪霁图》,则表现了他不同与前者的表现手法。此图是他画雪景的代表之作,图中九峰耸立,巍峨挺拔,主宾相让,溪水潺潺,断崖伏岗,丛林结屋,表现了一种“清静阔远,仙幽雅逸”的境界,并题:“至正九年春正月为彦功作山水,次春雪大作,凡两三次,直之毕工方止,亦奇事也。大痴道人时年八十有一,书此以记岁月云。”在绢本上用淡墨渲染,山石景物用淡墨勾形,多变笔意略皴,用淡墨晕染天空,积雪山峰自现,使得画面寒气袭人,萧瑟荒远。从黄公望的《山水诀》中,不难看出他对董巨和李成的山水的醉爱,但从他的作品总体看,他的画得赵孟頫之“骨意,”得二米之“韵味”,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,对传统与造化进行“生化,”进而脱变为“浑厚潇洒,淡逸柔和”的个人风貌。
三
黄公望的山水画成就在中国绘画史上极高,自元以后,凡有山水画的地方,皆有他的巨大影响所在。元代以前,多用湿笔,谓之“水墨晕章,”而元季四家,全用干笔,黄公望“皴点多而墨不费,设色重而笔不没,游移变化,随管出没,而力不伤,是其用干笔之因。”南宋李、刘、马、夏之后,山水之变,始于赵孟頫,成于黄公望,他继赵之后,彻底改变了南宋后期陈陈相应的积习,开创了一代风貌。黄宾虹说:“子久山水全宗北苑,间以二米法。”“墨中有笔,浑厚华滋。”清人钱杜:“至元,大痴、仲圭一变为简率,愈简愈佳。”明人董其昌说:“黄子久学北苑。”“从北苑起祖。” (《画禅室随笔》)是说黄公望宗北宋之法,又删繁为简,他的变革观点是与赵孟頫“托古改制”的观点一致,他着意于董巨、二米的研究,尤推董源,创“浅降法,”使 其作品水墨披纷,苍率潇洒,境界在赵孟頫之上。
倪云林题黄公望画云:“本朝画山林水石,高尚书之气韵闲逸,赵荣禄之笔墨峻拔,黄子久之逸迈……” 黄公望的画名在当时就非常高,“元四家”中的吴镇、倪云林、王蒙皆以师法黄公望而名。到了明、清两代及之后,几乎有大痴垄断了山水画坛:“明四家”、“金陵八家”、“四王、”“新安四家、”等诸家及其传派都深受其影响。
黄公望的山水是描摹的他的“胸中丘壑”,这胸中丘壑是太湖一带的客观山水糅合他的主观情趣共同铸就的。所以他能够师法董巨、二米而擅出蓝之誉,亦扫地无余。他的山水画审美意味呈现出一种“抽象”和“具象”相结合的特点,他使传统水墨写意的技巧发展趋向完美,同时也大大促进了“抒情达意”的文人画的高境界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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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古代优秀画作有哪些有名的要名字
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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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笼袖骄民图》 董 源 五代南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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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
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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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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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寅《看泉听风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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